中國多數城市居民的住宅小區,為何長期都是封

《清明上河圖》中所描繪的宋代街道
《清明上河圖》中所描繪的宋代街道

近日,國務院印發文件《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》,明確要求“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,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。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。”因為事關民眾切身利益,政策出臺后引發了相當多的爭議。

在這爭議聲之外,還有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,那就是:中國多數城市居民的住宅小區,為何長期都是封閉的?

皇權時代搞閭里制,把住宅小區封閉起來,是為了更好地控制民眾

中國歷史上有過三波大規模的城市居民住宅封閉潮,究其原因,各有不同。第一波住宅封閉潮,可以追溯到古代的“閭里制”。簡單說來,就是把城里的居民,按一定戶數用高墻圈成方塊狀的“閭”;墻上設門,供居民出入;門側設“彈室”一類的機構,配置“里正”一類的管理人員,來控制和管理內中居民(如入夜后居民禁止上街)。這種制度起源于先秦,至隋唐進化為控制力更強的“里坊制”——唐代長安城居民區共劃為108坊。大坊內部,四門加一條十字街,小坊內部,兩門加一條橫街。日出開坊門,日落敲街鼓60下后關坊門,管理極為嚴格。

北宋定都汴梁后,工商業很發達,嚴格控制居民人身自由的里坊制遂被拋棄。取而代之的是《清明上河圖》中那種與今天的商業街很相似的“街坊制”。城市居民自此不再被政府用高墻圈禁。至滿清入關,因為政權不自信,北京城居民的住宅,才又再次被柵欄分割、封閉。據《大清會典》記載,清初北京,內城有大小柵欄1100余座,外城有大小柵欄440余座。柵欄門晨啟昏閉。清朝中葉以后,柵欄漸漸消失,唯前門“大柵欄”這樣的名稱流傳了下來。①

唐代長安城示意圖。青龍坊、教化坊等,乃是人身控制相當嚴苛的封閉住宅區
唐代長安城示意圖。青龍坊、教化坊等,乃是人身控制相當嚴苛的封閉住宅區

50年代開始興起封閉的“單位大院”,一度容納近八成城市勞動力

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建造封閉住宅區,是1949年后興起的“單位大院”。機關、工廠、大專院校、科研機構等單位,都可以根據其人員規模、行政級別等,分得一塊城市土地和一筆包含住房、飲食、醫療、教育費用在內的建設資金。各單位將土地用高墻一圍,在內部自行規劃辦公、居住資源,工作、生活高度一體化,就成了一個個單位大院。②

之所以要搞單位大院,有兩個原因。第一,四九建政后,大量的實力部門進城,需要安置,跑馬圈地建大院,是最簡單粗暴的解決辦法。第二,計劃經濟體制下,需要強化勞動者對“單位”的依附性,集工作、生活于一體的“單位大院”遂應運而生。有統計顯示,到1975年,城市勞動力的78.2%,都住到了封閉的單位大院里。

單位大院的壞處也顯而易見。大院高墻厚門,不但排斥外單位,在財政與管理上也獨立于其所在城市,形同割據。無論大院內部如何精心設計,其存在,對整個城市的規劃而言,都是巨大的障礙。1952年,建筑學家梁思成,曾借蘇聯專家之口,小心翼翼地批評“每個單位都用圍墻把自己圍起來,自成一個小天地”,是一種“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”。③1957年,他又以向蘇聯學習城市建設經驗為掩護,呼吁城市建設要有一個“統一規劃”,不能任由單位大院自行其是。但這類呼吁沒有任何作用。北京市委1954年向中央告狀:各單位大院“在城內有空就擠,遍地開花;在城外則各占一方,互不配合,現在這種現象,必須停止!”④這種來自城市方面的抗議同樣無效。1964年,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《關于北京城市建設工作的報告》,無奈說道:“由于建設計劃是按‘條條’下達,各單位分別進行建設,北京市很難有計劃地、成街成片地進行建設,至今沒有建設一條完整的好的街道。……不少單位圈了很大的院子,近期又不建設,造成很大的浪費。”⑤

建筑學家梁思成。梁對大院圈地破壞城市整體規劃深感痛心
建筑學家梁思成。梁對大院圈地破壞城市整體規劃深感痛心

90年代后的小區封閉潮,與社會治安關系深,非只是富人追求特權

第三次大規模建設封閉小區,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。有統計稱:1991-2000年間,上海將83%的居住小區封閉了起來;同期廣東封閉了54000個居民區;深圳2001年持有商品預售許可證的樓盤里,95%是封閉社區。⑥

有一種想當然的聲音認為,這波小區封閉潮,是有錢人在追求“特權”,想把自己和其他普通民眾隔離開來。但檔案資料,卻更多地將主要原因指向了社會治安。譬如,《人民公安》1996年刊登報道《封閉小區好》,其中寫道:

“1995年2月以來,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展覽路派出所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治安狀況,選擇朝北、朝南等十個治保會進行了‘小區封閉管理’的防范試點,收到顯著效果。……在派出所的直接領導下,十個治保會迅速行動,有的召開群眾大會,介紹治安形勢,用身邊的事例宣傳封閉小區的優越性,有的逐門逐戶反復宣傳動員。……封閉小區建圍墻、修柵欄、設傳達室都需要資金,這對于治保會來講確是一道難題。為此,派出所同治保會一道積極想辦法。……目前10個小區的42個路口已封堵14個,實現了封閉小區的第一步。……一年來10個封閉小區治安狀況、公共秩序有了明顯改觀,自行車案件下降幅度達91.5%,刑事案件發生3起,下降85%,機動車全年無一丟失,穿插小區人員明顯減少,商販基本看不見,過去噪雜、混亂的叫賣聲消失了,代之是寧靜祥和優美的生活居住環境。”⑦

類似這種由基層派出所出面,動員民眾將原本開放的小區封閉起來的事情,并非個案。2002年,《北京宣武年鑒》在關于“公安工作”的總結中說道:“繼續推行居民小區封閉式管理,先后在白紙坊、大柵欄地區進行科技創安工作試點。全區建成封閉小區116個,使用技防手段的小區29個。”2006年,《北京通州年鑒》總結上一年度公安工作的成績,也提及“全區封閉小區達293個”。北京豐臺區公安局2008年度的工作展望中,也有“二是加快推進小區封閉工作。對23%尚未完全封閉的小區加緊封閉工作”的內容。其余如上海、武漢、廣州等城市,翻查其各區縣年鑒,均可在公安工作的總結條目下,找到“推行封閉小區”的內容。⑧換句話說,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,開發商樂衷于建設封閉商品住宅,民眾也樂意購買封閉商品住宅,并不是有錢人在追求“特權”,而多只是在尋求一種最基本的安全感。否則,該如何解釋前述公安工作的成績呢?

不過呢,推進封閉小區,在基層派出所是成績,在另一些基層部門如居委會、計生機構看來,則未必。海淀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,在2006年的一份報告中,就指責“高檔封閉住宅小區……一度成為違法生育的避風港”,原因是很多封閉小區只有業主委員會,沒有居委會,“游離于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務范圍之外”。其調查發現,“大部分已建居委會的小區能夠掌握育齡人口數,而大多數未建居委會小區則沒有進行統計”。⑨此中意味,無疑是深長的。

業主委員會被居委會刁難以致難產的新聞時有發生
業主委員會被居委會刁難以致難產的新聞時有發生

注釋

①孫大章,《中國古代建筑史話》,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,1987,P65-74。②(澳)薄大偉,《單位的前世今生:中國城市的社會空間與治理》,東南大學出版社,2014,P141-142。③梁思成,《蘇聯專家幫助我們端正了建筑設計的思想》,人民日報,1952年12月22日。④鄭天翔,《加強首都建設的計劃性和統一性》,1954年11月。⑤北京市檔案館、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,《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 1964》,中國檔案出版社,2006,P186。⑥宋偉軒,《中國封閉式居住模式的源流、現狀與趨勢》,收錄于《轉型與重構——2011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》。⑦李振濤、路全慶,《封閉小區好》,《人民公安》1996年第18期。⑧參見:《北京宣武年鑒2002》,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,2002,P170。《北京通州年鑒 2006》,方志出版社,2006,P199。豐臺區調研成果選編(2007年度-2008年度),豐臺區委研究室,P130。⑨海淀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,《海淀區高檔封閉住宅小區人口計生工作的現狀調查》,收錄于《2006年北京市人口和計劃生育調研報告選編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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